2025年11月16日晚，在由永利集团主办，yl9193永利集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世界宗教传播史研究”课题组承办，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哲学系和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协办的“宗教、伦理与跨文化对话——2025年中青年学者论坛”上，“耶佛对话与救渡论：一个科学的观点”专题讲座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赖品超教授主讲，yl9193永利集团王雪梅教授与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李向平教授主持。来自全国20余所院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讲座。
赖品超教授首先从再思“拯救”这一基督教神学和宗教对话的核心概念出发，指出排他、兼容、多元主义等传统类型学预设单一拯救标准，实际上不同宗教对拯救的理解存有根本差异，因此佛耶对话应探讨多维度的拯救而非单一框架。赖教授又对“拯救”的词源及其跨宗教运用进行了梳理，指出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拯救观存在于不同宗教中；在佛耶对话中，目前学界总体继续使用“拯救”的概念、结合“解脱”处理不同宗教，如利文斯顿认为“救渡论”可涵盖基督宗教与佛教，或是以施特朗的“终极转化”、田立克的“终极关切”作为中性术语。在此基础上，赖教授提出了一种涵盖灵性、心理、社会、身体等多层面的“多维度救恩”构想，以实现对传统单一灵性或终极层面拯救观的超越。同时，多维度拯救的信念也有助重新思考排他、兼容、多元主义的分类基础，而为开放对话提供新框架：不同宗教可在不同维度提供转化，毋需预设整体优越。
接着，赖教授以前述自上而下的、先验出发的研究进路结合自下而上的、从经验出发的研究进路，引入神经科学对宗教经验的实证研究及希克对此的讨论。神经科学证明禅修、祷告等宗教经验可以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不同宗教的实践和经验会在类似脑区域呈现相应变化。同时，经过长期宗教实践的人群更易做出利他行为，神经和大脑也更具有可塑性、可修复性。希克对此的论述最终导向宗教多元论，主张不同宗教都是对于终极实在的回应，宗教经验真实性可由“道德-灵性”果实和神经科学支持。但是，赖教授指出，希克的论证和观点存在局限。第一，宗教经验不是纯粹的个人体验，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神经科学实验能够证明人的宗教性，但并不能证实上帝或超越实在的存在。第二，宗教经验存在神经差异，不同的宗教实践激活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域，非宗教的活动也可能刺激相应的反应区，无法确定存在专属“宗教”或“上帝”的脑区域，也无法得出宗教的本质、对终极实在的回应相同的结论。第三，神经科学只能证实宗教经验对大脑发生作用，而不能确认宗教经验的内容。对于具体的宗教经验，只能回到不同宗教各自的传统内部去诠释，研究者的诠释也往往预设“自我转化”等宗教传统下的框架，如奥斯汀的《禅与脑》便是采取偏向大乘佛教禅宗的研究框架。第四，宗教经验具真实转化作用，但也潜藏狂热、盲从等负面风险。赖教授总结，神经科学对宗教经验的研究也支持救渡效能是多维度的，包含个人德性、利他行为和社会福祉等层面。
从义理和经验两方面论证了救渡的多维度后，赖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佛耶对话的神学框架：首先，“救渡”的概念应该接纳多元诠释，释放、解脱、和好等不同层面的救渡含义并行不悖且可以互补；其次，佛教和基督宗教都对宗教语言持批判态度，对于拯救只能用多元的模型进行描述，在不同的模型上可以开展更多的对话；再则，基于多维度的救渡论，佛耶对话可以涵盖多重层面，从教义、灵修到生态、社会政治解放等具有强烈现实关切的向度，如英格拉姆提出的“概念”“社会参与”“内在对话”三种对话形式；最后，多维度的救渡观超越了单一终极框架，将有效促进深层对话与相互转化。
主持人李向平教授感谢赖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肯定赖教授的讲座与本次论坛的跨文化对话主题息息相关，展示了跨文化、跨宗教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路径，在理论方法上给了我们很大启示。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是跨越异同构建桥梁和中介，赖教授把终极关怀和终极转化作为佛教和基督教对话的桥梁，对救渡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解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进路、“自我中心”到“真实中心”等概念框架的讨论和梳理，最后都归结于多维度的救渡论和对话的概念框架之下，并且在讨论中引入富有时代特征的神经科学的观点。李教授表示，赖教授的讲座拓展了我们对于佛教和基督教的固有理解，对宗教的界定是通往终极转换、终极救渡的途径的观点在宗教学理论中是一个突破，展现了佛耶对话的最新成果。
与谈人王雪梅教授首先回顾赖教授的佛耶对话研究对她的启发，接着从佛教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佛教中的诸多传统都倾向于将的释迦牟尼视为导师、引领者，与基督教的救赎者概念存在差别。王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本次讲座进行了回应：第一，佛教内部不同派别和传统在救渡的动机、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如大乘佛教所讲的应化众生的不同根机而开出从社会伦理、心理到灵性多层次的法门，构成一个多维度的解脱修道的体系，可以和赖教授提出的“多维度救渡”的框架相呼应；第二，对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需要有所反思，一方面神经科学可以为多元的救渡路径提供科学的佐证，另一方面，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偏向于正念禅修等易于量化的宗教实践方面，目前对于更复杂的哲学思辨以及社群共修等问题的应对有限；第三，佛耶对话乃至于宗教对话未来最具潜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从教义比较走向对焦虑心理、社会和生态等当下现实问题的关切，在这方面人间佛教提出的人间净土等建构可以与基督教进行沟通，在对话中产生具体的相互创造性转化的路径。最后，王教授就宗教和科学是否存在“解释的鸿沟”、宗教的修证和证悟是否最终都可进行物理主义的还原提问。
在公开讨论环节，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张百春教授发言，提出在基督教中经验被归为终极的、与神即耶稣基督的结合，这一终极经验是神经科学无法证实的；神经科学所测出的仅是大脑细胞的改变，而非终极的、救赎论意义的改变。关于“改变”，东正教认为，耶稣基督是不可变的，终极的改变只发生于耶稣的三个爱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身上，信徒所追求的便是这种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无法经由神经科学测验的。就王雪梅教授关于宗教和科学关系的提问，张教授认为，科学和宗教有各自的范式，有些时候是不可通约的。
赖品超教授对两位教授的提问和发言进行了回应。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赖教授表示：第一，科学对理解拯救、宗教对话有正面帮助，而并非必需的作用；第二，神经科学的帮助在于观察宗教经验的影响，揭示宗教经验对特定大脑区域发生作用，但无法得知宗教经验的具体内容。对于张百春教授提到的终极性问题，赖教授认为，一般宗教徒所理解的“拯救”和宗教经验，很多时候并非是终极性的。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朱东华教授提问，在衰老导致失忆或痴呆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子女为老人选择的救渡方式与其原本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情况，从而引发诸多伦理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救渡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赖教授表示，香港临终关怀的实践中存在类似的伦理问题，由于基督教的临终关怀工作较为发达，许多佛教徒等其他宗教的信徒在医院也是接受牧师的临终关怀。对此，赖教授认为，可以重新思考以临终关怀作为一个宗教对话的场所，通过对话帮助信徒去理解或是重新肯定自身的宗教信仰，从而帮助其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或目前的苦难。
同济大学哲学系谢志斌教授提问，关于三种对话形式内部是否存在相互支持或相互补充的关系，提到了三个方面：第一，对话需要有某种前提；第二，在社会参与的对话形式中，宗教需要从概念或价值上预备和挖掘思想资源；第三，社会参与的对话反过来也会对宗教的概念造成影响，在某些价值方面进行重塑。赖教授同意三种对话很多时候都是相互关联，在多维度的救渡论中，重要的一点便是灵修的方面会影响社会参与，而教义直接影响灵修，三者相互影响；援引神学观念与环保行为关系的研究等关于概念和社会参与对话的交叉研究，指出实证研究有时可以为神学研究和宗教研究提供指导；回到宗教对话的问题上，指出我们需要更多聆听对方的关注和看法是什么，才能构成有效的对话。
最后，北京大学哲学系肖清和副教授提问，首先肯定赖教授提到的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认为对于“宗教有害”的观点，可以通过定量研究进行审视；并提出对于基督徒视作试探而非拯救的经验，能否通过定量研究区分其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赖教授表示，这一区分往往涉及价值判断和不同的诠释方式，对于这样的经验，一种判断是斥为宗教迷信，而在宗教传统中，有佛教方便法门、基督教认为上帝先令人有初步经验再逐渐深入引导这样的诠释，并以佛教和基督教中都有以父母喻佛或上帝的譬喻举例。
本次讲座展现了佛耶对话的前沿成果和动态，为跨宗教、跨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宝贵启示，并且讨论的诸多问题都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同时，本次讲座的成功举行也进一步拓展了我校哲学学科的对外交流合作，为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撰稿：杨 舒
审核：张学广
王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