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2日下午，慕尼黑大学早期与全球基督教史讲席教授Dr.Klaus Koschorke做客“西北哲学讲坛”，在长安校区西学楼304yl9193永利集团会议室做了题为“全球化与文化因素”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王雪梅教授主持，孙赫博士与谈，yl9193永利集团师生50余人参加。
Klaus教授首先指出全球化并非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其历史可溯至远古时期。早在古代与史前时代，复杂而系统的远距离贸易路线便已存在，无论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罗马钱币、从波罗的海运往埃及墓葬的琥珀、横跨撒哈拉沙漠的商队路线，还是《环航记》所记载的从红海至印度的定期海上航线，都能作为佐证。这些早期网络不仅促进了香料、丝绸、贵金属等经济货物的交换，更成为文化、宗教与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以丝绸之路为例，它不仅是服务于经济产品的交换，更是佛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景教）与伊斯兰教向东方传播的重要路径。
而后，Klaus教授重点探讨了跨区域与跨大陆的基督教网络。从中世纪至近代，基督教借助多种形式的跨大陆网络实现了广泛传播与深度互动，其朝圣活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吸引了来自欧洲、非洲（如埃塞俄比亚）及远东的信徒。例如在13世纪70至80年代，景教僧侣Bar Sauma从元大都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其旅程横跨亚洲，远至巴格达、君士坦丁堡与罗马。到了16至18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天主教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逐渐成为基督教向全球传教的主力。这些教会活跃于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与东亚，其传教工作不仅在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属地展开，更深入莫卧儿帝国、中国等非殖民区域。这些传教士充当了文化中介者的关键角色，开展了各项促进文化传播的工作，例如双向传递天文、地理、数学与制图知识；将基督教文献译为中文的同时，将儒家经典引入欧洲；在印度与日本推动宗教对话；甚至促成了日本使团访问罗马，以此实现了早期的东西方高层文化交流。随后，Klaus教授指出，在19世纪，随着旧殖民体系瓦解与新区域的开放，英国教会传道会（CMS）与美国公理会差会（ABCFM）等新教传教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其活动范围遍及非洲、印度、东南亚、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切罗基印第安人聚居区。这些新教传教组织高度重视医疗与教育事业，建立医院、学校与高等学府（如后来的清华大学），并且积极推动女性教育的发展。此外，他们投身于废奴运动，反对奴隶贸易。在文化方面，传教士还系统研究约鲁巴语、祖鲁语、泰语、朝鲜语等非西方语言来推动《圣经》翻译工作的展开，他们不仅为口头语言创制文字，还设立印刷所，在推广印刷技术的同时出版各类书籍与期刊。新教传教组织的传教工作在新闻业也有所涉及，Klaus教授特别举例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新报》逐渐发展更名为《万国公报》，从而超越了单一的宗教传播范畴，成为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引领中国改革思潮的重要媒介，这体现了传教士活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深远影响。
随后Klaus教授谈及了爱丁堡世界传教大会。该会议标志着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的高峰，也被视为20世纪普世教会运动的诞辰。来自欧洲、美国及其他地区的120个差会与教会代表齐聚一堂，并且首次包括了此前并无直接联系的各地教会，堪称全球新教的首次大聚会。大会回应了亚非民族伟大觉醒的时代背景，强调联合事工的紧迫性。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年轻牧师诚静怡呼吁中国基督徒超越宗派隔阂，实现联合，并指出：“宗派主义从未进入中国人心智，他们对此亦无兴趣。”在他看来，尽管亚洲代表与西方教众存在着理解上的困难，但他仍将这一愿景置于全球视野中，因为“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不仅超越宗派，也超越国籍。”由此可见，爱丁堡大会不仅连接了西方教会，更为亚洲与非洲新兴教会的领袖搭建了交流平台。
Klaus教授进一步指出，约在1910年前后，世界上已存在诸多不是由西方传教中心主导，而是由南半球基督徒自发发起并领导的跨大陆基督教网络。其中，Klaus教授以亚洲青年会（YMCA）与跨大西洋埃塞俄比亚主义这两个尤为突出的例子作为谈论重点。亚洲基督教青年会虽源于西方，却迅速成为本土领袖的培养平台与交流网络。通过该交流网络，印度、日本、中国与朝鲜基督徒得以展开直接交流，探讨本土领导力的建立，促进了亚洲教会间的理解与合作。例如印度基督徒曾深受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胜利的鼓舞，泛亚主义情绪高涨。应印度青年会的特别邀请，两位日本著名教会领袖在1907年组成代表团访问印度，巡回答疑，探讨“印度的基督教发展可从日本学习什么”，其核心答案之一是建立本土领导权。印度基督教期刊称此访有助于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联合印度与日本的教会。类似的联系也存在于印度与中国（互相转载期刊文章）、日本与中国（东京的中国青年会）、日本与朝鲜之间。
“埃塞尔比亚主义”则是一场在大西洋两岸黑人间兴起的宗教与政治解放运动。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基督教历史中的特殊象征，其教会自立于四世纪，拥有古老的吉兹语圣典、独特的圣经正典与教堂建筑，逐渐成为非洲宗教与政治独立的象征。1890年代，西非与南非涌现出一批由非洲人领导的独立教会。1892年，Mangena Mokone在南非创立“埃塞俄比亚教会”，它虽然不是首个由黑人自立的教会，却是首个以“埃塞俄比亚”为名的教会，并逐渐成为摆脱白人统治的解放口号，因为“他们四处行走，传播福音的平等真谛”。1896年，莫科内的“埃塞俄比亚教会”与来自美国、由前奴隶于1816年创立的“非洲卫理公会（AME）”合并，形成了跨大西洋的黑人教会网络。AME及其分支至今活跃于美国、加勒比、西非与南非。埃塞俄比亚主义深刻影响了“回归非洲”运动、非洲裔美国人对非传教活动、跨大西洋黑人新闻出版，以及各种宗教与政治的泛非主义运动。
最后，Klaus教授作出总结，全球化及其伴随的远距离贸易与文化宗教交往并非新生事物，早在古代便已存在，并且全球化不等同于欧洲化，尤其是在基督教语境下，在讨论全球化时需考量众多区域性传播中心的存在，西方传教运动仅仅是诸多因素之一。
在Klaus教授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王雪梅教授表示此次讲座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单一文化扩张，强调了本土化因素，而后她对比基督教和佛教的传播方式，突出佛教的非制度化和本土化案例，最后她总结了全球化中文化与宗教的重要性。之后与谈人孙赫老师作出总结，指出此次讲座首先指明了全球化并非现代特有现象，早在丝绸之路、跨撒哈拉贸易及红海至印度航线等古代贸易网络中，就已显现早期全球化特征，这些通道不仅促进了货物往来，更推动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与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在基督教传播方面，可划分为三种历史形态：朝圣活动构建了跨大陆连接，如13世纪巴·索玛从元大都赴罗马的朝圣之旅；16-18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及19世纪新教传教士在传播信仰过程中，通过引入西方科学知识与推动女子教育，实现了科技传播与社会改革的双重使命。1910年爱丁堡世界基督教大会标志着新教全球化的关键转折，中国牧师诚静怡提出"基督教会超越教派与国界"的普世理念，使亚非本土教会首次进入全球视野。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基督教网络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正如Klaus教授所举出的例子，基督教青年会虽源自西方，却成为培育亚洲本土教会领袖的核心平台；埃塞俄比亚主义则通过跨大西洋宗教联系，成为非洲与美洲黑人基督徒争取宗教独立与政治解放的精神象征。最后，孙赫老师指出全球化本质上是跨文明长期互动的历史进程，基督教在其中既扮演文化传播者角色，更是文明交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尽管本次讲座以基督教为主要分析对象，但其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即全球化进程不只是技术与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更担负着促进文化与宗教交流的使命，而任何宗教的全球传播，都必须通过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实现。
撰稿：施成希
审核：王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