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新文教授应邀做客永利集团“名家讲坛”，在长安校区yl9193永利集团会议室作了题为“逻辑的必然与剑桥之路——金岳霖的1931-1932学年”的讲座，本次讲座由yl9193永利集团张学广教授主持，师生30余人参加。

讲座伊始，刘新文教授对青年人表达了殷切期望，他鼓励年轻人了解金岳霖先生并思考金岳霖先生是如何成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刘新文教授以金岳霖先生1922年离开伦敦大学后，是选择牛津的道路还是剑桥的道路为切入点，以详实的史料和文献为基础展开了精彩的讲座。

刘新文教授介绍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历史背景下，金岳霖先生于19岁用文言文写成的文章《说礼》中体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并指出“救末世而挽颓风”是金岳霖先生一生念兹在兹的学术理想，且金岳霖先生视道为最崇高的与此分不开联系。随后，刘新文教授对金岳霖先生赴美留学经历做出了详细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此时的金岳霖先生就已经展现出对逻辑的兴趣，但受到逻辑中心困境的困扰。金岳霖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展现出对家国的情怀，还包含着浓厚的“我底母亲”的爱意并将其写入《知识论》，知识论一定要建立在有外物上。

刘新文教授以金岳霖先生对休谟的相关手稿指出金岳霖先生在1921-1925年的游学经历中对休谟的了解，使得金岳霖先生的学术重心发生偏移，此后建立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也是对休谟问题的回答。从对新黑格尔主义方向的研究转向了逻辑主义，表明了金岳霖先生选择了“走剑桥的道路”。刘新文教授根据所掌握的史事和资料，指出学界目前的一个认知错误，即1922-1925年金岳霖先生并未听过维特根斯坦的课。

刘新文教授认为金岳霖先生发表《释必然》是极为重要的事体，原因在于这篇论文的内容被完整地收入第四部“关于逻辑系统之种种”，这是第一次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拉姆齐，也是在这篇论文中知道了自己对逻辑的景仰的所在，关键在于将“逻辑的必然”解释为“穷尽可能的必然”。刘新文教授介绍金岳霖先生受到拉姆齐《数理逻辑》的极大影响，根据这篇论文，即依罗素观点要理解逻辑是什么即数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被维特根斯坦“不经意地解决了”。在贯穿金岳霖先生1949年前后两个理想问题时，王新文教授尝试给出自己的回答，即以逻辑中心困境为线索进行贯通。

最后，刘新文教授对金岳霖先生的思想做出自己的看法。第一，“逻辑的必然就是穷尽可能的必然”是极其关键的，要将哲学的出发点建立在逻辑之上。刘新文教授以服毒为例子，指出休谟认为势没有必至，理没有固然；而金岳霖先生认为休谟混淆了理和势，应该为“理有固然，势无必然”。因此，金岳霖先生的工具是现代哲学，立场是“个体底变动，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作为回答休谟问题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通过1934年清华的《哲学系概况》可以看出，金岳霖先生在清华是核心人物，清华重逻辑、重实在，“希望就在期成一个东方的剑桥派”皆受到了金岳霖先生的影响。第三，总结出金岳霖先生展现出在政治上追随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上坚持实在论。

马芳芳老师作为与谈人对刘新文老师的讲座进行了概括和赞扬，认为刘新文老师以文本为支持，以情怀、学术发展为进路等，并提出“金岳霖先生除了穷尽可能的必然外是否还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其他的影响？”刘新文老师认为金岳霖先生对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更多，第一金岳霖先生不赞同维特根斯坦的命题理论；第二不同意真假学说；第三罗素认为“或”等逻辑常项是有时代基础的，而金岳霖在后期才寻找客观基础；第四二者关注过同一问题，但维特根斯坦没有发表确定性，金岳霖发表了与其相关的文章；第五维特根斯坦在实在论的立场使得金岳霖对其批判更多。

在讨论环节中，学生对刘新文教授关于金岳霖先生的研究展现出敬佩，并提问如此细致的研究其动力何在？刘新文教授回应金岳霖先生的文本中流露出浓厚的温暖，透露出世俗的智慧，金岳霖先生最根本的是“天人合一”，在中学中讲西学，没有舍弃中国的文化。

审核：张学广

  马芳芳